傅作义秘书北平起义后不露真身，身份令人咋舌

1949年1月22日，一名国民党少将军官代表华北“剿总”总司令傅作义，在北平（现北京）中山公园举行新闻发布会，向中外记者们宣告，傅作义与中共方面签署了《北平和平协议》，北平实现了和平解放，这座历史文化古城免受了战火涂炭。当人们听到这个消息后，奔走相告，整个北平城一片欢腾。

当时人们都知道，这个主持发布会的国民党高官叫阎又文，是傅作义总司令的秘书，兼任华北“剿总”发言人和政工处副处长，是傅作义身边的重要幕僚，也是傅作义最信任的人。

然而，当时人们都没有想到，阎又文还有另一个身份：中共战略级地下党员，北平统战工作的秘密使者，推动北平和平解放的重要功臣。

一直到解放后40多年，阎又文的身份仍然保密，包括他先后担任军队和政府机关重要领导职务期间，多是以起义的国民党将领和高级民主人士的身份出现的。

1962年9月25日，时任农业部粮油生产局局长的阎又文撒手人寰，年仅48岁。他的骨灰被安放在八宝山革命公墓，碑文却颇令人费解：

“阎又文同志，山西省万荣县人，生于一九一四年七月六日。曾任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委员，国家农业部粮油生产局局长，中共党员……阎又文同志，过去曾为革命做过许多工作……”

碑文中有几处措辞较为不同寻常：既是共产党员，按常理应写清楚入党时间和参加革命时间，但碑文中没有提到。建国后的历任职务都写得很清楚，但解放前的履历只有一句很含糊的话——过去曾为革命做过许多工作。

阎又文去世时，留下了妻子和6个孩子，当时最大的24岁，最小的才8岁。

他的妻子、儿女，面对这个不同寻常的碑文，也是一头雾水，更不知道阎又文的真实身份和历史过往，因为阎又文从来没有跟他们说过，只在弥留之际跟妻子说了一句话：“有事找组织。”但妻子30多年后才明白这句话的意思。

由于当时阎又文“不清楚的历史及身份”，令他的儿女们在人生的关键时刻遇到了很大的坎坷，在参军、入党、提干等问题上受到了很大的连累。

在儿女们的履历表上，家庭出身一栏填的都是“革命干部”，当年起义的国民党将领的子女都是这么填的。但当他们涉及入团、入党、提干时，一到政审就“卡壳”，组织上每次去调查，都弄不清楚他们父亲阎又文的身份。说他是国民党起义将领吧，在统战部的名册里根本查不到他的名字，统战部门说他不是“统战对象”，说他是党员吧，但是在中组部的档案中，又查不到他解放前做过什么革命工作。正是这个搞不清楚的“历史问题”，让阎又文的六个儿女受尽连累。

最早遇到麻烦的是大女儿闫恩兰，她在上中学时本可正常加入共青团，但学校告诉她：你父亲的政治历史情况太复杂，我们搞不清楚，所以无法发展你入团。

二女儿阎绥兰公安学校毕业进了北京市公安局，后来因为家庭历史不清被调离，一直没有调回。

三儿子阎绥平学习成绩很好，通过努力考上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，毕业后本可进国防科工委，也是因为政审不过关，被分配到张家口下属一家小工厂，当了一名维修钳工。阎绥平的未婚妻是他哈军工的同学，毕业后分配到空军。结婚前夕，组织上因为政审问题，告诉她要结婚就得复员，让作出选择，未婚妻坚持与阎绥平结婚，被迫选择了退役。

四女儿阎海兰学习也很优秀，是中学的优等生，清华大学与她签订了报考意向，然而却被分配到外文印刷厂当工人。

五女儿阎京兰立志当兵，但没有得到批准，去生产建设兵团的申请也没有同意，最后却只能孤身前往山西插队。

小女儿阎颐兰16岁参军，倒是圆了五姐的当兵梦，而且因为表现突出，一年多后就当上了代理分队长，两年后组织上本考虑安排她入党提干，四次向农业部发政审函，均得到其父“历史不清楚”的回复，因此一直没能实现。当了8年兵之后，还是复员回家，重新从工人开始干起。

为了弄清楚父亲的历史问题，阎家子女曾到统战部查询，因为按常理，国民党起义军官的档案应该都在这里。可是，统战部的名册里居然查不到阎又文的名字。查询无果后，他们又找了农业部、水利部、中组部，都没有答案。

回复给阎家人的“历史不清楚”，是指1939年至1945年间，阎又文究竟是国民党还是共产党。

一直到九十年代，事情才奇迹般地有了转机。

前文介绍过，二女儿阎绥兰曾在北京市公安局工作过，他的老领导、北京市公安局原副局长刘光人也曾经是一名地下党员，所以他对类似情况有着天然的敏感性，了解到阎家的情况后总感到里面有着蹊跷，但由于找不到知情人，一时也无从求证。

1993年，在公安系统的一次春节联欢会上，刘光人遇到了曾经的同事、时任外交学院院长的王玉，他也曾是一名地下工作者。相同的经历带来了共同的语言，刘光人就把阎家的情况和自己的疑虑向王玉诉说了。

没想到王玉一听，立刻情绪激动了起来：“已经40多年了，阎又文应该可以解密了。你一定要帮我联系到阎又文的子女。”

王玉的话证实了刘光人的猜测：阎又文是我党深度潜伏的地下党员。刘光人当时没想到的是，王玉本人就是中共组织和阎又文的绝密单线联系人，而知道阎又文身份总共只有五个人，当时仍然在世的只有两人，已经逝世的三人分别是：毛泽东、周恩来、李克农。

很快，刘光人帮助王玉找到了阎又文的子女。二女儿阎绥兰清楚记得王玉来的那一天的情景，他说：“你们的父亲不是随傅作义投诚的国民党军官，他自始至终都是我党的人，是一名地下党员。我一直在找你们，就是找不到。”

几天后，王玉带阎家六个子女见到了另一位健在的知晓其父亲身份的见证人，他就是原中央调查部部长罗青长（中央调查部是国家安全部的前身）。解放战争期间，罗青长任延安中央社会部一室主任，主管情报工作，他是阎又文当年的单线直接领导人。

这位在秘密战线干了大半辈子、早已炼成钢铁性格的老者，见到阎又文的几个儿女，也禁不住嗓音哽咽：“你们的父亲是真正的英雄！他是隐蔽战线的典范！”

原来，阎又文是山西省荣河县人，是傅作义的同乡。抗日战争爆发后，阎又文原计划和众多热血青年一样奔赴延安参加抗日，后来听从自己老师徐冰的建议，到爱国将领傅作义将军的部队中工作。

老师徐冰1924年与朱德一起留德期间就加入了中共，长期担任中共白区工作的重要领导职务，是周恩来统战工作的重要助手，解放后曾任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。他作为阎又文的老师，很了解他的政治倾向，却建议他去傅作义的部队，显然有着极为重要的考虑。

阎又文才华出众、文笔锋锐，很快得到傅作义的赏识，成了傅的秘书。1938年，中共应傅作义邀请，委派特派员潘纪文到他的部队中协助政工，在此期间秘密发展阎又文入了党。

1939年下半年，国民党掀起了第一次反共高潮，傅作义的态度也发生了变化，中共派来的政工干部被“礼送出境”。由于情况发生得比较突然，党组织没来得及做出从容安排，阎又文暂时失去了与党组织的联系。

在这期间，阎又文越来越受傅作义信任，成为其左膀右臂。傅作义几乎所有的政务和军务都要经阎又文之手，所有的重要电报和文稿，都由阎又文起草。傅作义不止一次地说过：别人给我写的稿子总是不符合我的要求，只有又文写的东西才和我的思路最吻合，他所用的语言就像是我要说的话一样。

因此，很多人都说阎又文就是傅作义的影子。

虽然与阎又文失去了联系，但组织上是知道阎又文的存在的，而且，由于其特殊的地位，这个高级内线在整个抗日战争期间都没有启用。

据王玉回忆，抗战胜利后，国民党积极准备发动内战，中共急需获取傅作义部队军事情报。1945年8月，中央社会部交给王玉一项特殊任务——去傅作义部队中找一个叫阎又文的地下党员。

王玉几经曲折和试探，终于找到阎又文的家，登门拜访，见到阎又文之后，他决定冒险求证，连续问了三个问题：“你叫阎又文吗？你是山西荣河人吗？你是山西大学毕业的吗？”

阎又文先是疑惑不解，很快转为慎重，点头称是。

双方对视了一下，王玉决定单刀直入：“阎又文同志，我是延安来的，党中央派我来找你。”

阎又文听完，情绪激动地向前跨一步，握住王玉的手说道：“多少年了，我总盼着这一天啊！”

这种直接亮明身份的相认，对于双方来说都太过于冒险。但是阎又文与组织断线七年了，根本没有预定的接头方式，要么是同志，要么是敌人，只能冒险求证了。

按照上级的指示，王玉与阎又文建立了绝密单线联系，不与任何地方组织发生关系，这条情报线的关系是：阎又文—王玉—罗青长—李克农，再往上则直接联系到周恩来、毛泽东。由此，足见中央对阎又文这个情报员的重视和保护，这也成了日后阎又文真实身份几乎无人知晓的重要原因。

建立联系后，阎又文把傅作义的军事实力、作战计划、高级将领情况以及傅与蒋介石的矛盾作了详细的讲述，还着重提到，傅作义的部队战斗力很强，而且很快会进攻绥东解放区，让王玉火速向延安汇报。

由于情况紧急，王玉来不及联系延安，情急之下，只好找到绥东丰镇的部队通报情况，但由于王玉不能透露情报来源，当地部队领导不相信这个情报的准确性，也不认同王玉对傅作义部战斗力的估计，认为他估得过高了。

最近播出的电视剧《大决战》中有一段情节，讲的是内战爆发后，傅作义先是按兵不动，后突然发动迂回奔袭，从侧面进攻绥东解放区，进而占领集宁、丰镇、张家口等地。

后来，李克农曾语气沉重地总结：华北战场初期作战不利，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对情报不够重视。

不过在战役后期，我华北野战军采用避其锋芒的策略，机动灵活地与傅作义部周旋，取得了很好的效果。多年后，罗青长这样评价：阎又文的情报，对我华北野战军免受更大损失起到了重要作用。

1947年底，傅作义被任命为国民党华北“剿总”司令，拥兵60余万，坐镇北平。次年辽沈战役前夕，阎又文及时向中央汇报了傅作义对国民党的腐败现象十分寒心、不想打内战的政治态度，并分析说，一旦东北有事，傅未必会毫无保留地执行蒋介石的救援命令。这才有毛泽东要求林彪坚决先打锦州，“关门打狗”的战略决策。

在辽沈战役中，攻占锦州是具有决定意义的关键一仗。然而，在先打长春还是先打锦州的问题上，东北野战军的101首长与毛泽东的意见是不一致的。101之所以不敢深入敌后先打锦州，就是怕华北的傅作义全力增援锦州而腹背受敌。如果单从军事角度看，这样的顾虑无可厚非。然而，毛泽东却胸有成竹，让101放心，说傅作义精明得很，他是不会听蒋的话去援锦的。果然，在攻打锦州时，蒋要傅出兵援救锦州，傅不愿全力以赴，只是敷衍和应付。

辽沈战役后，中央急于了解国民党在华北的全盘战略考虑。王玉找到阎又文后，阎又文二话没说，冒着生命危险，把南京最高军事会议制订的战略计划复制了出来。他提供的这份战略级情报，对华北乃至全国战局产生了重大影响。

据罗青长回忆，情报中还透露了傅作义认为我东北野战军不会很快进关。于是这份情报成为我东野提前入关、取得平津战役胜利的关键环节。毛泽东曾为隐蔽战线题词：“知己知彼、百战不殆”。

1948年底，东北野战军主力提前入关，包围唐山、塘沽、天津的国民党军，切断了傅作义的海上退路，随后华北野战军突然出现在张家口以西地区，也断绝了傅作义的西逃之路，完成了对北平的合围，华北国民党军队顿时成了瓮中之鳖。

围城期间，蒋介石多次派特使飞到北平，令傅作义南撤。傅顾虑重重，摇摆不定。阎又文给傅详细地分析了当时面临的“战”、“走”、“和”三条路，指出“战”和“走”都是不可取的，只有“和”才是唯一正确的选择，才是一条光明的道路。

同时，阎又文还把傅作义在谈判桌上不好讲的一些想法、顾虑和实际困难及时向中央作了汇报。中央据此调整了谈判的政策，对傅作义的实际困难给予了适当照顾。

最后傅作义委托阎又文代表他出城与叶剑英将军进行了秘密谈判。这次谈判，知道的人不多。回来后，阎又文向傅作义作了详细的说明，傅最终下定决心率部起义。

在两个见证者的讲述中，阎家的6个子女看到了父亲完整的一生。困扰阎家子女数十年的关于“父亲到底是黑是白”的谜团终于解开。惊喜、激动、欣慰、委屈……种种难以言传的滋味一齐涌上心头。之后再涌上心头的一句话就是：怎么这么晚啊，知道得太晚了！

新中国成立后，许多地下党员的身份纷纷解密、“归队”，阎又文作为傅作义身边的地下党，在北平起义之前隐蔽身份可以理解，为什么在解放后这么多年仍然不公开自己的真实身份呢？

北平和平解放后，党中央希望阎又文辅助傅作义，推动绥远的董其武起义。董其武是傅作义的嫡系老部下，本来是可以很顺利地响应北平和平解放，实施绥远起义的。

然而，国民党方面在千方百计地对起义进行阻挠和破坏，任命董其武为西北军政副长官，企图用明升暗降的方式架空董，同时以金钱、名位拉拢和分化一些军官，图谋挑起叛乱，夺取董的军事指挥权。

中统特务头子张庆恩也到达包头直接指挥对起义的破坏活动，加上绥远部队内部关系错综复杂，在起义问题上分歧很大，形势十分严峻。当时，中共联络处工作人员王士鑫被反动分子杀害，由于种种原因，中共联络处主要领导及132名工作人员被迫撤回绥东解放区，只留下包括通讯员在内的4名人员。

国民党军令部长徐永昌、空军副总司令王叔铭也奉命飞抵绥远，逼董交出部队指挥权，西撤军队。此时，起义不但迟迟不能实现，而且随时有流产的危险。

董其武感到自己已很难控制局面，只得向远在北平的傅作义求援。此时的形势，中央认为只有傅作义亲赴绥远才能挽救起义。鉴于阎又文在傅作义旧部中的深厚的人脉、较高的威望，加上傅作义处理事务离不开阎又文，因此，中央委派阎又文继续以傅助手的身份陪其前往绥远，化解危机。

阎又文随傅作义到达绥远后，负责安排傅每天行程和活动，由东向西逐步推进，召见营以上军官，并与士兵直接见面，发放慰问金。针对官兵们的思想和态度，进行说服教育，消除疑虑，统一认识，同时会见社会名流和各界人士，稳定军心民心。另外，阎又文还要负责与中共绥蒙省委、华北局及北平方面联系，协调董其武所部人员监视和镇压国民党特务分子的活动。

傅作义还让阎又文为绥远起义拟写一个通电稿。在当时的中国，通电是一种极为重要的、类似政治宣言的文件。自辛亥革命以来，像起义这样的重大事件都要向全国发表通电，宣布事件的发生，表明自己的政治立场。能不能成功地让绥远的军政要员们在通电上签字，直接关系到绥远起义的成败。

阎又文完成通电稿子并经北平批准后，绥远的军政高级干部举行了起义通电的签字仪式。董其武第一个签了字。不过，当时绥远第二号实力人物孙兰峰没有到场。

孙兰峰是驻包头的第九兵团司令，掌握着绥远最大的军力。虽然也是傅作义的老部下，但由于种种原因，对起义一直没有明确表态。傅作义抵绥后，找他做了两次长谈，耐心说服规劝。然而他仍有顾虑，甚至在签字之前托病进了医院。

如果孙不在通电上签字，绥远起义就算不上是完全成功的起义。为此，阎又文代表傅作义前往医院，再次规劝孙：

“傅先生让我转告你，通电已经写好了，别人都签了字，唯有你还没有签。我们共事多年，同甘共苦。我认为现在我们走的是最正确的路，切盼我们一起走。如果你不相信我的话，不愿意同大家一道起义，打算离开我们，断绝我们几十年的交情，那么人各有志，不能相强，你看谁愿意跟你走，你就带谁走，哪个部队愿意跟你去，你就带那个部队去。我们从此分道扬镳，各奔前程。但是我要告诉你，仗是绝对不能再打下去了！”

孙兰峰听后流下了热泪，说：“傅先生和我患难生死相处了几十年，情同手足，当年涿州兵败我都没有离开过他，今天我怎么能离开他单独行动呢？”当即给傅作义打电话：“我听您的话，马上签字！”

1949年9月19日，以董其武为首的39位绥远军政高级干部和各族各界代表签字的起义通电终于成功发出，绥远的历史从此揭开了新的一页。

绥远解放后，阎又文又留在绥远，任绥远军政委员会委员兼绥远军区政治部副主任。为方便做好统战工作，他按照组织安排，没有公开自己的真实身份，而是仍以起义将领的名义留在起义部队中，为改造旧军队、改造旧政权，继续作出不可替代的贡献。

抗美援朝开始后，他又随由绥远起义部队改编的23兵团开赴朝鲜，在作战中继续改造这支军队。回国后，他本来已经写好了申请，准备公开自己的地下党身份，这时傅作义出任水利部部长，点名要阎又文去水利部农田水利局任副局长。考虑到傅作义的特殊地位和他的情感感受，以及统战工作需要，阎又文撕毁了写好的申请，继续隐藏身份，去水利部上班了。

期间，他只是在征得傅作义同意后，申请入了党。不过，虽然在水利部落实了党员身份，但组织上并没有宣布他的入党时间，所以他的入党情况一直没有人能说的清楚。

阎又文丹心素裹，默默奉献到生命最后一刻，终其一生都没有公布他自己的真实身份，他的公开身份一直是起义的国民党将领。

因此，当整个北平城都因和平解放而欢庆的时候，当许多地下党员们终于可以从地下转为地上、激动得热泪盈眶相互紧紧拥抱的时候，阎又文却只能站在起义队伍中在心底默默欢呼。

当他在解放后见到自己在大学时从事革命活动的老领导杜任之、徐冰甚至自己的入党介绍人时，也不能向他们一诉衷肠，只能以国民党起义军官的身份来面对他们。

当展现平津战役的恢宏影片在全国热播时，在平津战役纪念馆落成开展时，阎又文这个北平和平解放的重要当事人，却没有任何描述，就像他从来没有在这一事件中存在过一样。

解放前，他不惧危险、不怕牺牲，在隐蔽战线上为中国人民革命事业默默奉献自己的价值；解放后，他不求名、不为利，仍然默默地把自己的一生毫无保留地奉献给了国家建设事业。

默默无闻到什么程度呢？就连他的妻子丁宴秋对他的真实身份和从事的事业都一无所知。

早在北平解放前，阎又文回到家后基本上不和妻子说工作上的事。丁宴秋平常更多的是与邻居们来往，照顾孩子们上学，料理家务。

1948年12月底，丁宴秋重病，生命垂危，全家乱作一团。而阎又文在这期间的20多天时间里，一直和傅作义同吃同住，中间只匆忙回了一次家，看望了一下妻子，做了医护安排后，对大女儿阎恩兰说：“傅伯伯那边需要我，家里的担子你要分担一些，照顾好妈妈。”才11岁的大女儿眼泪汪汪地望着父亲远去的背影，不知所措。长大后才知道，那些天正是北平和平解放的关键时刻。

解放后，阎又文为了国家建设事业，也是异常勤奋、刻苦，每天晚上下班时就已11点左右，回家后一定要先学习再睡觉。不光学水利工程知识，还学俄语。一些朋友经常邀请他晚上去跳舞，原本生性喜欢文艺的他都婉言谢绝，埋头在家苦学。40多岁的他经过几个月时间的刻苦学习，在1956年随傅作义去苏联考察水利建设时，就已经能够直接和苏联专家用俄语对话了。

据四女儿阎海兰上小学时的一篇题为“我的爸爸”的作文中写道：

爸爸永远是一种特别平静的表情，和若春风。经常晚上睡了一觉醒来，从门缝里看见爸爸进屋的身影，早晨一睁开眼，又从门缝里看见爸爸出门的背影。我常常在想：爸爸一天是不是要上十几个小时的班啊？

在水利部工作时，按照阎又文的级别，上班有专车。儿女们上学的路和他上班有一段是顺路，但阎又文从未让他们搭过车。据五女儿阎京兰回忆：爸爸的专车在前面跑，她们都是目送父亲乘着汽车远去，然后屁颠屁颠在后头走路上学。

阎又文的母亲很喜欢看戏，阎都是叫来人力车让母亲坐着去看戏，从未用过公家的汽车。带儿女们出去玩也是挤公共汽车，小女儿那时年龄小，在车上经常被挤得哇哇大哭，阎又文就把她扛到肩上。

到了60年代，国家石油供应非常紧张，阎又文就把配的车主动退掉了，每天骑着自行车上下班。

三年自然灾害期间，阎又文身为全国政协委员和局级领导，可以凭特供证领到一些粮食。在那个年代，粮食就意味着生命。但阎却从来不允许家人使用。他说：“我管粮食生产，全国粮食都不够吃，咱们家有什么理由吃特供？

阎又文到地方视察工作时，本来是有资格吃面条的，但他坚持要与农村的灾民们同吃用大锅煮的红薯叶子，生生把自己累出饿出重病而逝世。

阎家儿女们知道阎又文的真实身份时，他已经去世30多年了，儿女们无法把他们所熟悉的父亲和电视剧里的特工形象联系起来，仿佛根本不是一路人，从他身上看不到一点叱咤风云的样子，只有温和，勤恳，严于律己。

在明白这一切之后，真相对于他们来说，已经不重要了，最小的六女儿都已经快40岁了，人生道路已无法重新来过，剩下的只有对父亲无限的敬意和心疼。

后来有记者曾在采访过他们：如果可能，你们愿意干父亲这一行吗？她们没有正面的回答，只是说，干这一行，就是意味着牺牲——而并非刺激、浪漫与传奇。“我尊重父亲的选择。那是一种信仰的力量。”

这种信仰的力量正如罗青长同志借用毛主席的《咏梅》词来怀念这个老战友、老部下：“俏也不争春，只把春来报，待到山花烂漫时，她在丛中笑”。就是这种信仰的力量，让阎又文在冬天里不畏艰难地为春天的到来而努力奋斗，一生都在奉献，但当春天真的到来的时候，当他为之奋斗的新中国终于成立的时候，却找不到他，此时的他“只在丛中笑”。这就是那一代革命先辈的典范，一生坚守自己的信仰，从不表达却无限忠诚。